作者：山东省郯城县美澳学校 乔闪
八蜡庙(“蜡”在此处读音为“乍”，zhà)， 又称“蜡台”，修建在郯城街道东前八庙、后八庙村之间的一处高地上(台基高10余米)，旧址位置在今天美澳学校西校区东南院墙外那个十亩见方的大汪塘。这曾是郯城县一座比较古老的道教庙宇，专门祭祀地神、农神、田神、虫神等八位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神祇。初始建于何年，已无文字可考。因为美澳学校与其近在咫尺，所以引起了我寻古溯源的兴趣。
故老相传，在春秋时期，郯国国君郯子看中了古城东北郊外的这处宝地，在此修建“春台”一座，也称“熙春台”(熙： xī，光明。熙春：明媚的春天)，俗称“迎春台”。每当冬去春来，郯子经常携家人一起登台远眺，东望马陵，云山苍苍，沭水泱泱，古城周边景色尽收眼底。明清时期，每到春分时节，郯城知县都会率领一众官员来此登台，把酒临风，祭拜天地众神，以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
后世有人相继于春台东南角聚群而居，称“春台庄”。据《王氏宗谱》载:“始祖原籍江南淮安府海州岱山瓦屋基，元统世末(1335)迁至沂州郯城县春台庄”。由于春台上建有这座坐北朝南的八蜡庙，该村遂改称“八蜡庙”。清嘉庆年间(1796～1820)，该村以方位改称“前八蜡庙”，后演化为“前八庙”。后来，问姓、王姓等姓族人聚居在八蜡庙东北角，因称“后八庙”。
据清代《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山东省沂州府(今临沂市)郯城县“在城东二里山上”有八蜡庙，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康熙郯城县志》所附的《郯城县地图》，标出了该庙宇的所在位置，并说明是“春秋而祭”。该庙宇并不处在沭河东岸的马陵山余脉之上，而是在沭河西岸，西濒墨河故道，北面不远处为墨泉(墨河源头)，其东南面遥遥相对的就是举世闻名的汉东海孝妇冢。
现在美澳学校西校区内窑上干渠及墨河故道以东、邮电新村小区周围，地势低洼，原来是成片的数十亩大汪塘，据说就是古时候取土营建迎春台之后形成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八蜡庙夷为平地，附近村民不断挖取迎春台的泥土来筑墙、盖房，导致土台塌方，曾砸死一人。后来，周围人们纷纷都来取土，最终导致迎春台变成了一个硕大的土坑。
任文献(1456～1515)，字国光，明朝兖州府沂州郯城县归义社(县东北十二里)人，自幼聪明过人，“诗赋援笔立就”(《康熙郯城县志》)。他参加山东乡试取得第8名的好成绩，弘治六年(1493)，参加会试为全国第247名，参加殿试中癸丑科进士第三甲第173名(共205名)，历任陕西蓝田知县、两浙清戎政、广东道监察御史，除奸革弊，洗冤泽物，被称“名御史”，时人称其为“任侍御”。退休后，他隐居老家县城北关的东庄村，“日唯吟诵自乐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据《《康熙郯城县志》，他写有《过八蜡庙》一诗：
“崇台百尺倚晴空，台下平芜一望中。
茅屋人家杨柳暗，酒旗村店杏花红。
农夫新水犁边雨，牧竖斜阳笛外风。
何处春翁赛春社，纸灰狼藉庙西东。”
该诗在《明万历沂州志》中诗题作《登八蜡台》，首联为“蜡台百尺倚晴空，台下平原一望中”，个别文字不同。春社是我国最古老、最普遍的传统民俗节日之一，堪比现在的春节。春社分为官社和民社，其中民社充满生活气息，有敲社鼓、食社饭、饮社酒、观社戏等娱乐活动，祈求社神赐福、五谷丰登，老稚安乐，人声鼎沸，是传统民间不可多得的热闹节日。“社会”一词即起源于民社时的聚会活动。从诗中的描写来看，八蜡庙附近还是当地民间二月二“社日”祭祀土地神、邻里娱乐喧闹“赛春社”的重要场所。
他还写有《郯城任侍御“东庄八景”诗》，其第二首为《蜡台晴望》：
“边村旧筑一台牢，骋望堪来月几遭。
苍耳径回祠庙古，鹁鸠声引白云高。
晴峰点点纡屏画，旷野微微涌翠涛。
一度登临一吟弄，主人诗笔已降骚。”
既然生活在明中叶的任文献御史都说八蜡庙“祠庙古”了，也许是唐宋时期，估计至迟元末明初，在这块荒草茫茫、苍耳满径的高高台地上，陆续建成了有山门、戏台及东、西大殿、廊房等建筑的二进庙宇。据当地老人们回忆，八蜡庙东、西大殿在民国时被一度用作学堂，该庙最后留守的道教徒依次为信字辈、加字辈。上世纪六十年代，最后的道士王信坤曾送给前八庙村王玉之(原郯城县建筑公司副经理)的祖父王开远许多小神像和经书，可惜多数物品毁于十年浩劫，仅存一尊精美的青铜关公像。
八蜡庙里原有两棵十分巨大的古银杏树，枝繁叶茂，高耸云天。其中一棵是村民称为“娘抱子”的银杏树，老干虬枝，笑露吟风，战乱时，村民曾在其树杈上搭设过瞭望塔。1940年10月21日，我八路军115师教五旅某部攻打日伪军盘踞的八蜡庙据点，毙敌20余人，俘虏10余人。据王玉之老人讲，他小时候曾和四个大人一起搂抱过东边那棵大银杏树，树围周长为四抱半多，比新村“老神树”略小一些，堪称昆仲。建国后五十年代末，政府在修建县大礼堂时，这两棵树都被砍伐了用作门窗檩条的木料其树墩也被斫为菜墩子，在县委老食堂用了几十年，如今不知流落何方。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现在的八蜡庙遗址，从古时候的荒郊野外变成了县城的中心地带一隅，仅剩下一方深深的大汪塘，四围皆是民居，周边遍植郁郁葱葱、枝叶披拂的萧萧白杨，已别无旧物可寻了。
远古时期，先民认为“万物有灵”，不仅人有灵魂，日月山河、树木花鸟皆有灵魂，于是产生了很多神灵崇拜，如对祖先的崇拜，对天神地祇、日月星辰以及动植物等自然神的崇拜，并根据季节和时间的不同，安排各种祭祀活动。其中“腊祭”和“蜡祭”，是古代岁末年终(冬季)两项非常重要的祭祀活动。根据《周礼》，“腊”祭先祖，“蜡”祭百神，二祭各别。《礼记·郊特牲》:“天子大蜡八”，“所祭有八神也”。“八蜡”是指除虫捍灾御患的八种神祇(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依次为：神农氏、五谷之神后稷、督理农事与田法的官员之神、督农官在田间的办公处所之神、猫神和虎神、堤防神、水沟神、昆虫神)，分别承担开辟道路、保护禾苗、坚固堤防、抗旱排涝和驱除虫鼠的职责，一直被视为农业生产的综合保护神。
蜡祭是对保佑农事诸神的答谢，场面非常热闹，形同万众狂欢节。上古时代，伊耆氏早已祭祀“八蜡”。春秋时期，孔子曾以嘉宾的身份参加了鲁国的蜡祭(《礼记·礼运》)。子贡在观看过蜡祭后，孔子问他是否感受到快乐。子贡回答：“一国之人皆欣喜若狂，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快乐的。”孔子说：“人民辛苦了一年，才有这一天的享乐，其中的道理不是你所能明白的。这就是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从而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是一个庆祝丰收的日子。秦汉以后，蜡祭和腊祭有时还分别举行，但已出现蜡、腊不分，逐渐混同的现象。各地州县都建有八蜡庙，官方的蜡祭活动礼仪繁缛，十分隆重。
江淮及黄河中下游地区种植百谷的农民，笃信神灵可以驱蝗保穑，在每年农历腊月农事完毕之后，就带上丰盛的祭品，相约来到八蜡庙，首先答谢诸农神的保佑之恩，同时虔诚地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唯恐祭祀不周，得罪了虫王蝗神而惹来报应。后来，民间渐渐将“八蜡”附会为专门驱除虫害的“虫王”，八蜡庙也演变为主要供奉虫神(蝗虫神)的庙宇，祭祀活动久盛不衰。
古代科学不发达，没有杀虫药剂，农民对“数千里间草木皆尽”的蝗害望而生畏，束手无策，故对虫神的祭祀，尤为重视且虔诚。仅从“蝗”字所取的是“虫王”之意，可见古人对其敬奉、畏惧之心。每当发生蝗灾的年份，人们都前去八蜡庙烧香祷祝，顶礼膜拜，祈求灭蝗有功的神灵大显神通，驱逐蝗蝻，不再损害庄稼。
蝗灾是一种世界性的生物灾害，《圣经》有30多处文字提及蝗虫、蝗灾。在古代中国，蝗灾频发，是与水灾、旱灾并列的三大自然灾害之一，前后延续了两千多年。蝗灾总是与旱灾接踵而至，铺天盖地的蝗虫大量啃食庄稼、树叶和植被，造成粮食绝产、饿殍遍野，很多人被迫逃荒，流离失所。由于饥荒，导致流民遍地、战乱四起，形成了恶性循环。
据统计，从春秋战国到1949年的两千余年里，中国有800多个年份发生蝗灾，每5-7年就有一次大范围的爆发。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蝗灾平均8.8年一次，两宋为3.5年，元代为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明末山东连年遭受旱蝗灾害，以至于“人相食”。从《清实录》的记载也可窥见当时惨状：“飞蔽天日，塞窗堆户，室无隙地”“蝗食苗殆尽，人有拥死者”。有学者统计：清代268年，没有蝗灾记录的年份只有14个，共有3700余县次的蝗灾。
1640年麦收时节，蝗虫大军汹涌而至郯城境内，继整个夏天的严重干旱之后，它们又扫荡了小麦仅剩的可怜收成，并在麦田里产卵，甚至前仆后继地爬下烟囱，用成千上万的躯体压熄了正在燃烧的炉火。从1640年冬到1641年春，郯城境内“哥哥吃掉弟弟，丈夫吃掉妻子”“与其被别人吃了，不如自相残杀，可以让性命稍微苟延残喘几天”，宛如人间地狱。《郯城县志》上写道：在乡下，就是最亲近的朋友也不敢在一起走进田野。
嘉庆七至九年间(1802～1804)，山东、河南连续爆发蝗灾，官府治蝗机制失灵，官差胥役滋事扰民，需索无度，“捕蝗之蝗甚于蝗”(清崔旭《捕蝗谣》)。山东巡抚铁保竟然奏称：“本省所属之郯城、兰山两县，有蝗虫自东南飞过县境，但并未停落。”来自海州的成群蝗虫只是飞来飞去的“过客”，忍饥挨饿而不落地，令人啼笑皆非，连嘉庆皇帝都断然不相信(《清仁宗实录》卷114，嘉庆八年六月戊寅条)历经一轮又一轮的浩劫，“弹丸小邑”郯城地方凋瘠，百姓贫苦，“原不知有生之乐”。
蝗灾危害如此之剧，无助的黎民百姓只能寄希望于上天和神祇。“八蜡庙，即将军祠，由来久矣。直省郡邑皆有刘猛将军祠，畿辅、齐鲁之间，祀之尤谨。”(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四)此处将“八蜡庙”与“将军祠”划了等号，指出京城、河北、山东等老蝗区因蝗灾频仍，祭祀规格尤为隆重。执笔编纂《续修郯城县志》的乾嘉学者陆继辂指出，刘猛将军庙里供奉的刘猛将军就是刘承忠，吴川人，元末授江淮指挥使，弱冠临戎，江淮缉盗，安定社会秩序;挥剑驱蝗，卫护农业生产，“有功德于民”。当地民众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蝗灾，纷纷祈求“刘将军显灵”，于是出现了崇奉驱蝗正神刘猛将军的民间信仰。在《续修郯城县志》卷三秩祀“刘猛将军庙”条，陆继辂大书特书嘉庆十五年(1810)发生这次蝗灾时知县吴堦的德政：农历七月，豆苗等庄稼长得很茂盛，忽然之间蝗灾爆发，疯狂地咬啮茎叶。知县十分忧惧，无计可施，只能虔诚地向刘猛将军祈祷、拜祭，三天后，蝗虫们一下子都死光了，已被啃食光叶子的禾苗，重又茁壮地发出新茎，这一年的收成竟然没有减产。
最早将刘猛将军信仰推向全国的是直隶官员李维钧。康熙乙亥年(1695)，沧州、静海、青县等处飞蝗蔽天，当时身为直隶守道的李维钧一面加紧捕治，一面诚心向刘猛将军祈祷，蝗蝻遂未成灾，于是他奏请朝廷授予刘承忠“猛将军”的封号。乾隆年间增修《大清会典》时，将刘猛将军列为“驱蝗正神”。道光十五年(1835)又敕命各地建庙，郯城也建立了刘猛将军庙。自咸丰七年(1857)起，朝廷屡次加封刘猛将军。至光绪十二年(1886)，刘猛将军的封号全称为“保康普佑显应灵惠襄济栩化灵孚刘猛将军”，其塑像为少年，大概是与其“弱冠临戎”相一致的，祀礼规格已与护国神“关圣大帝”相同。
据王植、张金城纂修《郯城县志》(乾隆廿八年刊本)卷六《秩祀志》记载：“八蜡庙在城外东北偏”“刘猛将军庙在北门内，有蝗灾则祭。”“《(大清)会典》府、州、县均设八蜡庙，春秋仲月十四日二次致祭。”(吴堦修、陆继辂纂《续修郯城县志》卷三，嘉庆十五年刊本)，祭祀的时间也发生了变化。陆继辂说：“今郯城八蜡庙像被冕服者三，不知(神)农(后)稷而外又祀何神?”甚至发现连祭祀的偶像也搞不清是谁了。大约是有了刘猛将军庙专祀之后，村民又另择神明，改为道教尊奉的三官(天官、地官、水官)庙了。
我的故乡安头村(沂河西岸、偏西北距郯城六十里)灵源寺旁边，也曾有一座古老的刘猛将军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已倾圮)，解放后被改造成完全小学，我曾经在那里读过五年书。村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尊刘猛将军的铸铁镀金像，约40公斤重。据老辈人讲，这尊刘猛将军不仅可以除虫御患，还可以祈雨降福，而且十分灵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村里有人借“破四旧”的名义将这尊塑像扔到村北部的老堑堐，村民王全忠、杜玉才一起趁着夜色悄悄地将其抬到刘士仪家里，刘士仪又偷偷地将它埋到自家东汪塘边上，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得以重见天日。临沂城内有一条八蜡庙街，北起兰山路，西南向，穿过洗砚池街，向南止于解放路。此街北端原有一座八蜡庙(民间讹称为“蚂蚱庙”)，系清康熙年间所建，1947年拆除。
蝗灾在中国逐步绝迹，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1月，国家组建了由中国生态学奠基人马世骏先生挂帅的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和昆虫生态学研究室团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治理蝗虫滋生地，科学防控，有效遏制，治蝗获得空前成功，人们从此走出千百年来恐蝗、畏蝗的阴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2020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