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债券发行量下降。据机构统计，2024年上半年，中国绿色债券发行数量同比下降14.96%，发行金额同比下降46.75%。这已是2023年以来的“二连降”——2023年，中国境内新增绿色债券479只，同比下降15.67%。
ESG投资日渐成为银行差异化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而绿色债券是银行进行ESG投资的主要标的之一。绿色债券由热变冷，促使市场重新审视银行ESG投资产品结构不均衡、产品策略单一和“洗绿”风险等问题。
专家认为，目前银行积极参与ESG投资，但其投资范围仍有局限，ESG信息披露标准仍不明确，“多头”监管问题亟待改善。银行等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应合力夯实绿色基础设施，针对高质量发展战略和“双碳”目标发挥金融支持作用，推进银行ESG投资从短期热潮走向常态化。
绿色信贷大步向前
债券股权步履缓慢
银行是ESG投资版图中的重要成员，也是绿色金融供给的主要力量。截至2023年底，中国共有25家商业银行签署联合国负责任银行原则(PRB)，成为PRB签署银行数量最多的国家。
银行进行ESG投资的方式多样，早期主要通过发行绿色信贷支持绿色产业项目发展，近几年逐渐参与绿色债券市场、扩大绿色金融资产，创设发行ESG主题理财产品、参与碳金融交易等。
在银行的ESG投资渠道中，绿色信贷占“大头”，其他渠道有待发展。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近五年来，中国绿色信贷规模逐渐扩大，从2018年末的8.23万亿元增至2023年三季度末的28.58万亿元，存量规模位居全球首位。据商道融绿数据，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我国ESG投资规模达33.06万亿元，其中绿色信贷占比超80%，绿色债券、绿色股权等占比较低。
相较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近年的发展出现波动，或加剧银行ESG投资结构不均衡。根据中央财经大学数据，2023年境内绿色债券发行数量和规模均较上年有所下降。中诚信国际的数据则显示，2024年上半年，我国境内债券市场共发行199只绿色债券，发行数量同比下降14.96%；发行金额合计2489.26亿元，同比下降46.75%。
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的发行主体还存在结构性问题，使得银行ESG投资的普惠属性不足。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中心副主任蓝虹表示，绿色中小企业很难获得绿色贷款，而且对于小项目来说，绿色优惠往往难抵绿色认证的费用，目前绿色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绿色债券方面，2024年上半年的142家筹资主体中，包括82家地方国有企业、39家中央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仅21家。也就是说，当银行参与绿色债券投资时，大部分资金将流向国有企业绿色项目，非国有企业较难得到支持。
此外，ESG银行理财产品处于试水阶段。据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4年上)》，截至今年6月，银行理财产品存续规模为28.52万亿元，其中ESG主题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约1880亿元。反观公募基金，据基金业协会数据，截至今年6月，境内公募基金资产净值为31.08万亿元，与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类似，但ESG公募基金规模在2023年就已超过5000亿元。
“目前银行ESG理财产品较为同质化。其中，固收产品占比约75%，产品所使用的投资策略也较单一，主要以负面筛选和正面筛选为主，未能很好地应用参与和沟通等更具影响力的策略方法。”光大兴陇信托发展研究与战略管理部副总经理袁吉伟认为，ESG理财产品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创新仍不足。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ESG相关银行理财产品共计519只，其中纯ESG主题、环境保护主题、社会责任主题三类产品存续数量依次为317只、73只、129只，环境保护主题的产品数量相对较少。
披露标准尚需完善
转型金融亟待扩充
市场人士认为，当下的市场环境使银行对自身资本状况的考量更为谨慎。“绿色金融”相关的政策体系仍有所欠缺，银行ESG相关业务开展难度大、风险高，进而使得银行ESG投资的渠道、供给对象、产品形式单一化。
“目前有限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以充分激发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的积极性。”复旦大学智慧法治实验室研究助理蒋龙宇认为，尽管现行政策在绿色债券申报、审批、资金使用要求、增信方式等方面提供了多重优惠和便利，但相对一般债券而言，绿色债券在认证审核、信息披露、后续运营管理等方面有着更高要求。企业需要权衡利弊，综合评估发行绿色债券的综合收益。
过去几年的绿色债券发行热使得银行重心转向消化存量。新世纪评级绿色认证部分析师王力表示，自《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和《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落地实施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发债筹集绿色资金，绿色金融债在2022年和2023年连续成为发行规模最大的券种，将我国绿色债券发行总规模推向高位。这些绿色资金需要一定周期投放和消化，使得2024年上半年绿色金融债的发行规模出现大幅减少。
此外，目前ESG信息披露规范性和标准化不足，也限制了银行ESG投资的多样化发展。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ESG中心联合主任包婕表示，数据和通用标准缺乏是银行面临的普遍挑战，目前尚不存在银行间通用的ESG标准，各银行往往采用不同评估方法。ESG产品披露的多为定性信息，定量指标通常与特定行业或ESG产品的融资量相关，受限于现阶段企业碳排放相关信息披露不完整，银行资产组合在计算碳排放量上依然缺乏足够信息。
中诚信绿金发布的分析报告认为，绿色项目存量减少也是今年以来绿色债券投资景气度较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部分专家认为，银行ESG投资范围存在局限性，“转型金融”应与“绿色金融”并举。大华银行中国CFO朱轩表示，对于中国来说，碳密集产业实现可持续转型是实现气候目标的关键。但是，碳密集产业不符合既有绿色金融支持范围而难以获得支持，国内对于转型金融也未有统一的标准和实践，其减排潜力未得到充分释放。
由于企业ESG信息披露和ESG理财产品信息披露尚缺乏标准规范，银行还要警惕洗绿问题。“我国ESG银行理财产品发展规模较快，大部分银行理财机构ESG专业能力不足，加之监管政策不完善，我国ESG理财产品运作透明度较低，银行ESG理财产品信息披露参差不齐，容易出现洗绿问题。”中国银行企业级架构建设办公室资深经理宋首文说。
ESG投资中的洗绿指的是产品绿色宣传与实际投资行为不一致。根据Capital Group的调研数据，2023年50%的受访机构认为洗绿问题很普遍，较2022年上升2个百分点。
蒋龙宇称，当前我国绿色债券监管已总体统一，但存在多头监管情况，不同监管主体及监管文件之间不乏重叠或空隙。在市场持续发展和监管相对滞后的共同作用之下，绿色债券市场漂绿有了可乘之机。
政策技术齐头并进
银行“点绿”虽远必达
为促进银行“点绿成金”之路走好走深，政策支持、技术支撑和银行自身创新发展需齐头并进。
针对转型金融、绿色融资成本等问题，相关政策已有回应。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期印发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要研究制定转型金融标准，为传统行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合理必要的金融支持。鼓励银行在合理评估风险基础上引导信贷资源绿色化配置，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支持绿色信贷发展。积极发展绿色股权融资、绿色融资租赁、绿色信托等金融工具，有序推进碳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创新。
针对银行ESG投资的洗绿风险，袁吉伟建议，监管部门应加强ESG投资产品信息披露要求。银行应提高ESG产品运作透明性、可比性，便利投资者决策。同时，要加强投资者教育，强化金融投资顾问专业能力，为客户提供ESG投资方面的专业咨询。
数据处理技术也有助于银行ESG投资提质增效。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任玉洁认为，环境信息测算专业性要求高，在数据抓取、方法学核定等方面难度较大，人工测算的效率和准确率较低。绿色金融科技可以实时收集相关数据信息，协助落实ESG投资理念，将环境效益和风险纳入决策流程，还能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技术内核，实现绿色投资项目和用户的对接。
激励ESG产品创新，融合ESG渠道是银行践行ESG理念的未来方向。宋首文表示，银行ESG业务大多针对绿色项目、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等，存在建设周期长、回款速度慢、盈利预期不稳定、可能存在期限错配等问题，投资机构可通过多业务条线的协同进行产品创新，降低ESG项目融资成本、促进ESG业务发展。
部分银行已在积极创新，推出“量体裁衣”式的ESG信贷服务。兴业银行近年推动全国首笔碳配额质押贷款、首笔林票质押贷款、首笔湿地碳汇贷、首笔用能权指标质押贷款等首创性产品落地。为推动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杭州联合银行近期发布“杭州联合银行浙江区域ESG信用债篮子”，这是银行间债券市场首只专注于浙江区域信用债的“债券篮子”。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首席专家曾刚表示，我国政府和监管机构高度重视ESG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指引，为银行ESG建设提供了明确方向。监管机构也将ESG因素纳入银行评级和风险管理要求，推动银行积极响应。同时，ESG相关业务为银行带来新的盈利增长点。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吸引ESG投资者、降低银行自身融资成本。
“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我国绿色领域直接融资比例有望从现在的10%升至40%左右，绿色产业、绿色金融投资前景可期。”中金公司董事长陈亮说。